新闻回顾:
13岁的戴文锋,11个月大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由于家庭经济困难,时断时续的治疗让他走过了13个春秋。文锋的病情愈发严重,在医生的建议下,父亲戴伟金背着他来到省人民医院,然而仅有的2000多元治疗费对于“心脏病”治疗无疑是杯水车薪。
4月24日中午,戴伟金背着儿子走出了医院。没想到这一走,文锋呼唤父亲的声音便消逝在越秀北路那棵老榕树下。
专家说法:
“看到小锋的悲剧,作为一名心儿科的医生,我非常难受,因为挽救生命的医疗技术是成熟的。”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庄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,全国每年新增的12-15万需 要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中,有一半因为经济原因无法获得治疗,累积患儿超过100万。
庄建介绍,省人民医院近几年也有针对贫困病人的“扶贫救助基金”,帮助一些没钱治病的脑瘫、白血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,但是因为资金有限,院方希望基金能用在投入少、疗效好的孩子身上,尽量帮助到更多人。
庄建开出两个“治标”良方: 首先是“预防重于治疗”。其次,是建立广泛的覆盖儿童和新生儿的医疗保障体系。
小编手记:
看到这样的事情,一般的反应首先还是觉得伤感的。在伤感过后,就来反思一下,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呢?
说到广州的医疗人才与设施设备,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华南中心城市,而广州的医疗保险完善程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。但这些受惠更多的是针对本地人、学生、外地高级工作人员而设的,而且很多“VIP”服务也就是冲着富人来的,一些比较贫困的外来工甚至是本地人,看不起病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。
怎样解决呢?现在我们已经不是“大锅饭”的社会了,“全民均等”的政策思想也早已抛弃,但社会仍然要保持公平,而且要保障低收入人士最基本的医疗服务。
但怎么保障呢?得要人来出钱。谁出?政府肯定要挑起大梁,靠社会民众捐助是不可能的。但“超过100万”的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,全部都由政府“埋单”,政府吃得消吗?
小编认为,政府的财政盈余还是充足的,政府投入弱势群体的资源,现在来说也是不够的。一个明显的现状就是:福利机构、社会救助组织还太少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,尽管已经抛弃了过去的“大锅饭”式社会,但起码应该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,社会福利覆盖率更广、内容应更完善,但这点我们却还不能做到。
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极小,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,当然这几年有了明显改观。我们不和美国、英国、德国这些发达国家比,比不上这些国家是应该的,我们的经济实力还没达到这样的实力,但是我们比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尼西亚都低得多。在这方面我们和阿富汗、老挝、纳米比亚、莫桑比克这些国家并列世界倒数第一,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。
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,中国每年国民生产总值以9.76%以上的速度递增,财政收入更是以两位数字的速度递增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,中国的社会保障、义务教育、公共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问题方面的改善幅度十分有限。
事实上,目前我国的财力已具备了完善公共财政支出体制的能力。以医保为例,曾有医疗系统官员透露,经过初步计算,每年1500亿-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,这一数字相当于GDP的1%-1.5%。
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援引多项官方数据称,中国仅将GDP的3.5%用于医疗、教育、福利和养老方面。仅有一半的城市人口,以及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拥有基本医疗保险。
对任何人来说,生命是最宝贵的,投入多少钱去救人怎么都不会过份。当然,有人提出社会资源有限,但我也提出,凭什么富人就可以逃过一劫呢?难道生命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吗?而我冷静下来思考后发现,其实政府可以做得再多一点。
“中国政府民生公共投入世界最低!”--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主任吴忠民教授如是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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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郑颖海)